回顾首届“中国烈山炎帝神农节”开幕式《神农风》的创作经历

信息来源：随州市政协  发布日期：2019-01-18

 艾存富

 

首届中国湖北烈山炎帝神农节至今已过去二十三个年头了。

作为“神农节”开幕式的大型广场文艺表演《神农风》演出的圆满成功，受到与会各级领导和海外嘉宾们的共同好评。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称赞说：“《神农风》好，演出很成功。”

香港《大公报》、《东方日报》和《澳门日报》都先后报道了神农节的盛况，称“开幕式上进行了高空跳伞表演和文艺演出，由8000多名演员演出的《神农风》艺术地再现了炎帝神农的历史性功德及其文化发祥地的迷人风情”。省电视台、随州电视台两次实况转播了《神农风》文艺表演的盛况，中央电视台还通过新闻和专题节目播出了“神农节”的消息。

为了表彰“神农节”的有功人员，市委、市政府于当年7月20日在随州礼堂专门召开了表彰大会，表彰先进单位193个，先进个人4594个，其中属文艺处的先进单位就有123个，先进个人3360个。市长李文烈在表彰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非常高兴地讲到：“这次神农节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效果之好，参与之广泛，反响之强烈，影响之深远，气势之恢宏，氛围之浓烈，在随州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这次神农节是一次炎黄子孙的大团聚，是一次经济文化的大交流，是一次对外开放的大推动，是一次对随州文化工作的大检阅，是一次随州专业艺术和群众文化的大结合、大演习，是随州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个空前壮举，再次显示了随州文化丰富内涵和艺术创造力，再次显示了随州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由于同志们的共同努力，这次神农节办出了随州的特色、随州的气魄和随州的精神风貌。”

作为神农节执委会的文艺处长，在神农节的筹备期间，我既有成功的喜悦，又有工作不顺利时的烦恼。这次表彰会上，我也被评为最佳文艺总指挥，这是市委、市政府对我七个多月工作的肯定和鼓励。对此，我也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神农风》演出虽已过去23个年头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工作情景，仍然觉得头还在昏，心还在慌，嗓子还在哑，两条腿还在打颤……。

这几年，对办节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我觉得那次神农节广场文艺表演应该充分肯定的有三个方面：

 

 

 

 

一、冲破了“三道难关”

随州，当时作为县级市，举办这样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大型广场文艺表演尚属第一次，由于各方面的条件所限，困难确实很多，难度确实很大，千难万难，作为文艺处的工作我体会主要有“三难”：

其一，由于没有经验，创作的难度大。

搞广场文艺表演，在随州是史无前例的，无任何资料和经验，虽说执委会带领各处室负责人到孝感考察了他们办“全国第二届农运会”的经验，但他们是表演团体操，我们则要求广场文艺表演，特别是要求突出地方特色，创作难度也就更大了。

从文学创作来讲，总体要求是“民族风格，湖北水平，随州特色，时代精神”，特别是歌颂神农，取材随州，突出地方特色，关于炎帝神农的传说，虽说《礼记》、《左传》、《史记》等史书上都有记载，但大都是一两句话，很不系统，很不完整，这为创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我市创作人员通过查史料，搞论证，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在洪山度假村集中时间创作了二十五天，终于拿出了文艺方案的初稿，经省、襄樊市有关领导和专家两次论证，总导演白洁同志五易其稿，才把文艺表演的整体方案确定下来。这个方案，总名称叫《神农风》，分生辰庆典、万世功德、千古绝响、烈山风情和明日曙光等五个部分，整体内容较集中地反映了炎帝神农的功德，编钟音乐的古朴，随州地方的风情，以及未来的美好前景。这场文艺表演上场的群众演员有5700人，加400个预备队员共6100人，背景台2900人，加300个预备人员共3200人。分场导演、文艺教练150人，包括服装、道具的制作人员，各单位的领队和工作人员，近一万人投入了这项工作。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空降兵跳伞的表演人员和军乐队演奏人员。

从音乐创作来讲，总体要求是：打击乐、吹奏乐、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电声乐、管弦乐以场次内容而定，既气势恢宏，又古朴典雅。

我市音乐工作者曹新华、李道国、王永谦、周胜利、祝志刚等同志，他们集中一段时间创作，方案一个一个提出，又被一个一个否定，最后通过集思广益，吸收了随州花鼓戏音乐和随州民歌的精华，拿出了整体音乐的初稿，经襄樊市歌舞团副团长、国家一级作曲武保健的再度加工、提高、润色、配器，最后才由执委会的领导审查定稿。随州是南北文化交汇的地方，这场音乐也突出了这个特点，既有南腔，也有北调，既有宫廷音乐，也有民间小调。特别是在武汉音乐学院制作迷笛的过程中，我们严格要求，精益求精，在连续七个通宵达旦完成了电声乐的制作后，不惜多次返工，坚持请武汉市豫剧团的民乐队配乐，终于使这场文艺表演的音乐，真正达到了气势恢宏，古朴典雅，奤蛮交融，优美动听的效果。

从舞蹈创作来讲，总体要求是：古朴、博大、辉煌、具有历史的纵深感、浓重的古文化底蕴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随州只有一个地方戏曲剧团，缺乏舞蹈编排老师，我们按照文艺方案的总体要求，请襄樊市歌舞团的刘勇、钱国友等舞蹈老师，帮助进行了舞蹈创作。方案拿出后，得到了亚运会分场导演、第四届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总编导、武汉体育学院教授郑丽冰等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舞蹈动作编排出来了，分场导演们案头工作仍然是非常艰辛的，他们在学会舞蹈动作后，就要及时转入案头工作，因广场艺术表演不同于舞台艺术，舞台画面有几十人的表演就很辉煌了，而在广场表演就需要几百上千人才能表达出来，因此坐标图绘制就显得尤为必要，否则，广场上一个人错了位，整个图案将会遭到破坏，但绘制一份坐标图，首先要确定广场面积及其在坐标图上的总格数，确定表演人员前后左右的距离，确定表演人数以本场最复杂图案所需人数为准，进行坐标图打点，每个点代表一个人站的位置；每个演员在表演图案中的变化，队形变化应进行的位置，多余人员在场上的安排，坐标图分组等等。一场戏需坐标图30-40份，可难坏和忙坏了我们的分场导演。经过他们精心设计和安排，这场舞蹈方案，从列队到造型，既表现了远古原始人的粗犷，又表现了宫廷舞女的多姿，既表现了民间舞蹈的滑稽，又表现了现代青年的潇洒。

从服装的创作和制作来讲，总体要求是把握各个时代的特征，精细而不繁琐，色彩符合每场艺术风格，多用大色块。

这场文艺表演，其内容历史的跨度大，服装既有原始的，又有现代的，既有宫廷的，也有民间的，服装设计隆小良同志虽设计一次成功，但在制作中还是不断修改、提高。比如原始人服装，那就要求演员赤身，腰间用树叶和兽皮裹身。树叶曾经设计用布，用塑料都不理想，后改用椿麻染绿色效果较好。赤身对女演员来讲，一是不雅观，二是皮肤太白，不像原始人，后来决定穿针织内衣染棕色，可女的一穿，男的又不协调，后来决定1600个男女原始人都穿内衣，才达到了“肤色”的统一。再比如《千古绝响》一场，410个女子上场，先手持花篮扮采桔村姑，表演田野采桔，紧接着编钟道具一上场，就是宫廷舞女，怎样解决在演员不下场，观众众目睽睽下能变换服装，最后确定服装设计为套裙，扮演村姑时，长袖扎在手颈当袖口，长裙扎在腰间当腰带，下身露短裙表演，当编钟上场定位后，村姑随着音乐蹲成十个圆形图案，这时演员迅速解开腰间暗扣和长袖，当编钟音乐一响，站起来就是身穿长裙，手舞长袖，翩翩起舞的宫廷舞女了。

从道具的创作和制作来讲，总体要求是：突出时代特色，设计简便逼真，力争一物多用，起到全场色彩点缀作用。

这场文艺表演道具特点是大、小、特。

所谓大。如序幕的八个大鼓，导演要求直径二米，我们到武汉民乐厂去订做，厂家说有困难，没有那大的牛皮，后来他们专程到北方几省去百里挑一，选购特大号牛皮，才把大鼓做成。又如一百面大锣，要求每个锣直径80公分，一个锣做出来，就需20多公斤铜，既重又贵，后来改为40面真锣，60面用道具代替，当用竹子编好假锣，经过糊纸上色，外形虽像真锣，但一抬上场表演，风一吹人一动，它就不听指挥了，左右摇摆，甚至随风飘起，后来在里面又套上个钢筋圈才解决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千古绝响》的道具编钟，因体育场太大，导演要求按真品放大三倍以上，这就变成了高八米，长二十多米的一个庞然大物，编钟虽用竹编纸糊，木架虽用三合板订成，但仍然很笨重，难以上下场，后来采用加平台，里面安上车轮，用20多人扮成武士推上推下，才保证了演出效果。

所谓小，就是原始人头上腰间佩戴的饰物，类似鱼骨、鸡骨，小的无法做，且数量要求48种，几万件。后来采取在塑料厂制模浇制才解决这个问题。

所谓特。如《烈山风情》中的“独人轿”，开始要求，轿顶像真的一样用布装饰起来，但拿到广场上去表演，因是一根竹竿插在人腰间表演，风一吹就掌握不了它了，更谈不上表演，后来改为在轿顶四角扯四条红线，中间相应扎上小布花，这样才既美观，又不挡风；又如“独杆轿”，开始设想的是一个独杆轿用三根杉木杆做成，样品做成后笨重的无法表演，又改为用楠竹竿，但因竹竿弹力太大，人一坐上去竹竿就弯成半圆形，后来改用两根杉木梢，大头在中间夹铁板，上螺丝连接起来，使轿杆中间粗两头细，既轻又有弹性，便于表演；再如尾声1000人用的盘花，导演要求三次变色，经多次试验，通过找民间艺人学习，采用扎绣球的办法，在花盘上面安两个半圆活盘，不动活盘是一种色，半圆活盘从左向右翻，一个橡皮筋挂在底盘的小钉上，又变成一种色，再从右向左翻，再变成一种色，这样既操作简单，又达到了变三次色的目的，才保证了现场表演的效果。

从背景台的设计和制作来讲，总体要求是：写意性多于写实性，充分发挥集中、渲染、点题、烘托等艺术功能。

由几千人在广场上表演大画面背景台，在我市更属首次。为了进行这项工作，我们请北京市体育学院教授魏廷陛专程来随州，为我市的美术干部上背景台图案画面的设计和道具制作课，面对面的传授经验，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骨干培训，在掌握了基本要领的基础上，我们才进行了正式的创作和制作。首先由我市美术干部贺守敏、龙天河、孙晓明、徐涛等同志同襄樊市歌舞团美术干部王先刚一起，按照导演和剧情要求，先设计了30多幅小样，经执委会领导审定，确定了22幅图案，然后按照色标计算出各种颜色的数量后，派人到天津丙烯颜料厂购回了所需不同的40多桶炳烯颜料回来。同时，按照一个画面2900平方米的要求，购回了6万多平方米的黄板纸、在黄垅体育馆的大厅里，在几位美术干部的带领下，由师范两个美术班的全体师生参加，把小样按比例放大到2900平方米上，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绘制，日战夜突，按时绘制成功。最后送印刷厂按一人1平方米，一本22幅图案订成2900份大活页本。每个活页本的左上角像财务会计的活页账本一样，把每页的编号用窄纸条贴在上面，便于操作时准确对号翻页，以保证整个画面的完整。

其二、群众演员的文艺素质各异，训练难度大。

随州没有专业艺术学校。没有大专院校，没有驻军，专业剧团也只有一个，组织一支由一万多人表演的文艺队伍，确实是一件难事。经从市直100多个单位筛选。人员还难得凑整齐，序幕的龙牙旗方阵的1000人还是从驻孝感空军第十五军借用解放军战士表演的。

由于这支表演队伍的群众演员是来自众多单位，其中百分之八九十都缺乏文艺表演方面的素质，这给开展正常排练带来了极大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滚动式”培训骨干和“启蒙式”进行表演艺术知识教育的方法。一是培训分场导演。先请襄樊市歌舞团的老师把每场的舞蹈动作方案拿出来，并把舞蹈动作先教给五个分场导演学会，然后由分场导演勾画出舞蹈动作示意图，演员进场出场的路线图，每场造型的变化图以及队列打点的坐标图等导演的案头工作，以免临场乱套，二是培训文艺教练。在培训好分场导演的基础上，由于6000多人的表演队伍最开始是分布在40多个排练场进行排练，为了保证每个排练场都有3-5人的骨干当教练，协助分场导演完成排练任务，我们从平时掌握有一点舞蹈基础的青年人中，抽出110人作为文艺教练，由襄樊市的舞蹈老师和各分场导演进行近一个月的重点培训。直到掌握每个动作的基本要领和每场要达到的总体要求为止。三是培训群众演员。从三月份起，我们的分场导演和文艺教练，分赴40多个排练场对6000多名群众演员进行培训。由于群众演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培训的第一个星期效果极为不佳，男青年吊儿郎当，女同志嘻哩哈啦。就连队列也站不整齐。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得已，我们只好从预备役三团抽调十几名教官像新兵训练一样整顿纪律，进行队伍训练，直到服从指挥，队列整齐，动作一致为止。经过十多天的队列训练，才转入正式排练。但转入正式排练，又遇到难题，这次广场表演。五场戏有四场要求女演员要走台步，但我们的女演员绝大多数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开始排练时，总是经常出现妹妹大胆的往前走，前面的人已站住，后面的人撞上来了。有时出现了大步往前走，要求一节拍两步，她们走成三步二公尺。队形走成一堆堆，没办法，只好停下来进行舞蹈基本功训练，经过这样反复多次，才使排练走上正轨。就连集体打大鼓大锣，以及小学生摇拨郎鼓，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才逐渐达到整齐的。

背景台的训练也同样有难度。背景台的表演人员虽然是从四个城区的学校成班级的集体抽调，但背景台的最大特点就是要求整齐划一，因此，同样有军训的必要，在军训的基础上，教练员才在各训练分场先进行指挥动作，基本知识的讲授，如什么旗式叫预备，什么旗式叫翻背景台本，什么旗式是从中间翻，什么旗式是先翻左再翻右，什么旗式又是先翻右后翻左，同时还要看指挥旗边的牌号标志，牌号是什么号，台本才能翻什么号。这样背景台的大画面，才能有时像电影一样，瞬间在背景台上变化一个完整的图案，有时像翻书一样，忽而从左向右展示图案，忽而又从右向左展示图案。忽而中间图案不动，四周变换花边，要知道这都是经过艰苦的训练才能做到的。

其三，人员涉及的单位多，管理难度大。

这次的群众演员加上工作人员有一万多人，分别来自市直的一百多个单位，文艺处如何领导和指挥好这支散兵游勇的大部队，确实不容易。真是人上一百，各种各色，何况是人上一万。开始各场排练，人员总是到不齐，有的要上班，有的要上学，有的要出差，有的要考试，有的自己生疮害病，有的家属子女患病需照料，有的在单位人走了，但没到排练场，有的只来报个到，转身又走了。人员到不齐，训练就难以进行。来的人要求抓紧训练，不误时间，当天虽然训练较好，但第二天先天没来的人一加入，队形又大乱，这可难坏了我们的分场导演和教练员。一时间，文艺处真像打仗的指挥机关一样，接不完的电话，开不完的会，处理不完的问题，扯不完的皮，在上挨批评，在下被埋怨。我们文艺处的几位同志，在那段时间里，简直眼睛是红的，见到不顺心的事，就想发脾气，见到人就想吵架。后来针对有些问题，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人员管理，采取一级管一级的方法，一个战线一个局，一个单位都要有一名领导和工作人员参与各排练场，现场加强领导，负责清点人数，考勤登记，解决临时出现的各类具体问题，对于不服从领导的少数人员，组织部、纪委授于文艺处临时行政警告和记过处分的权利。尽管这样，问题和矛盾还是不断发生。如接近排练尾期，演员们也确实很疲劳，我们到各排练场去检查，要求一招一式表演到位，有的演员硬是不愿做，单位带队的领导也是来讲情，说动作他们都会做，正式表演时再认真做就行了，我们对这些苗头不仅不给面子，还通报批评。并召开全场带队人员现场会，到这些地方去专门“参观”他们的表演，排练不认真的问题虽得到了纠正，但也得罪了不少同志和领导，有些有实权的单位的带队领导许价钱地说：“你们文艺处管我们总没得几天时间了，神农节一过，我们走着瞧！”，又如也是排练尾期，需要带道具排练，以便表演时应用自如，因人多道具多，开始我们分发到人保管使用，但有的年轻人训练结束后，在回单位的路上，拿着耒耜当刀枪，拿着盘花当铁环，在路上打闹、取笑。结果，一天下来，损坏不少。第二天表演时相当一部分人员就没有道具，虽备有10%的预备道具，但仍赶不上损坏的步伐。最后，我们采取道具在排练场集中保管，上场时，由各单位领导打条领取，下班时集中送来，丢失损坏照价赔偿，午休和晚上对损坏的道具由道具组的同志加班加点修补，以保证训练和表演时正常进行。又如为600个小男孩（火娃）剃鸡心头，看起来容易，落实起来也难，我们先后召开了单位带队领导会、老师会、家长会、层层动员，并要求文化部门干部职工的孩子带头剃，但仍收效不佳，后来我们只好把理发师请到学校，由校长负责，一个一个教室，一个一个学生排着剃，才最后解决问题。

又如开始排练场多，分场导演和教练员一百多人，怎么能保证他们安全正点到达各排练场。我们请示配了一辆中巴车，专门接送。最后一段分场排练，上下班时因人多真像过队伍一样，经常出现不安全因素。特别是中小学生的安全更使人担心，我们要求执委会安排车辆接送演员，但需要量太大，一时无法落实。记得有一次下午6点左右下班，文峰中学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子同排练学生一道，行走在清河路段，被一辆拖拉机撞到，我和白洁同志也是下班走到那里看到出了事故，急忙下车请该校校长孙俊朝迅速安排人送医院抢救，留人保护现场，我同白洁到交警大队找人处理事故，等把事情安排好，已快到晚七点了，因晚上通知还有会，我们晚饭没吃就又去参加会议，会议开始时，孙校长来告诉我，那一学生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一听说失去了一条幼小的生命，谁不为之悲痛，当晚会议本来由白洁同志主讲，他痛哭失声无法讲下去了，我只得强忍悲痛讲完了会议的后部分议程。市领导当晚决定，安排四十多辆客车接送演员，确保安全。还有因黄垅体育场当时未竣工，还有两场无地方排练，我们分上半天一场，下半天一场，轮流着排练，可一遇下雨，日程就又大乱……

特别是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正式开幕式演出的那天，我在场外指挥，场内正式宣布开会时，我用两个25千瓦的高音喇叭指挥序幕演员在黄垅体育场东门外排队候场。因高空跳伞表演在我市也是第一次，群众演员们开始在队列内看，后来自觉不自觉地出列看，甚至穿着演出服跑上观礼台看，只到播音员宣布《神农风》表演开始，还有几十个演员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看，我用高音喇叭反复通知入列，准备入场表演，但他们就是不愿下来，我气得在扩音机里大骂“混蛋”，并派人跑步到观礼台把演员拉下来，这时演员们才明白该他们进场了。我通过扩音器大声命令他们跑步入列，才保证正常演出。后来，我也觉得骂人不对，但当时情况救场如救火，不然这场表演的第一印象就不好，将会影响整场演出。骂人我也是人急无智，出于无奈。

我们文艺处的几位同志在神农节筹备期间的那一段时间里，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地工作，气没少怄，罪没少受，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排好《神农风》，为随州争光，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一批台下幕后的无名英雄的无私奉献，就没有这一场精采的文艺表演。

总导演白洁同志，在神农节筹备期间，他五易其稿，拿出了神农节“龙头”工程《神农风》大型广场文艺表演的总体方案，并通过了省、襄樊市专家的论证。为了导演好《神农风》，他同编舞、分场导演和群众演员一起，经过长达七个月的“摸、爬、滚、打”，他人累瘦了，皮晒黑了，终于把设想变成了现实。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表彰，被评为最佳总导演。

副处长唐平宽同志，侧重分管服装和道具，特别是在道具制作上，他同城区文化馆的朱圣强、余元礼等同志一起，动脑筋，想办法，加班加点，反复试验，精益求精，保证了道具质量。有几次抢修道具他和职工们一起通宵达旦加班。白天又投入了其它工作。还有几次下大雨，他和值班的同志们一起，睡在体育场，确保道具没有受到损失。

分场导演刘宝林、任少坤、刘英、黄俊、沈新燕，他们每人都有指挥几百到一千多人表演训练任务，白天抓训练，晚上做案头工作，既要做表演示范，又要做思想工作，他们在训练场地分散、窄小、环境条件差的情况下，不讲条件，不讲待遇，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分场导演任务，分别被评为最佳分场导演。

分场督导文军、陈小宝、周永芳等同志，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协助文艺处长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有时在分场导演患病时，他们又作为分场导演顶上去了，负责指挥排练，确保排练不受影响。

办公室杨驹鸣同志，在工作极为繁忙、问题极为复杂的情况下，她沉着冷静、不急不躁、任劳任怨，处理着来自方方面面的上传下达工作，有时还起到化解矛盾的作用。

办公室乾丽同志，负责抄抄写写，收收发发，登记统计，填证发证的具体工作，但做好文艺处的具体工作也非易事，填一次表，发一次证都是按万人计，由于她认真负责，埋头苦干，工作很少出现差错。

艾华刚从一职中毕业，就开着中巴车天天接送分场导演和教练员们上下班，他虽说年纪小，但做到了安全、准时。

背景台的工作，开始创作时是由文艺处统一抓，训练和制作期间，因文艺处人手少，执委会领导决定成立背景台组，由袁顺桃同志负责带领体委、文联的几位同志和各学校的老师一起训练，他们和我们一样吃苦受累，一个个嗓子是嘶的，皮肤晒的像非洲人一样，工作苦和难的程度可想而知。

特别是各战线、各单位的领队和工作人员，他（她）们每天同群众演员一起上场，一起下班，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解决着来自上上下下的各类矛盾，为单位争得了荣誉，为演员解决了困难，既受到过表扬，也受到过批评；既受到过群众的称赞，也受到过少数不理解群众的埋怨。他们是这次神农节的一支特殊部队，既是指挥员，又是督战队，有时也充当演员，更是无名英雄。比如背景台表演的各学校老师，他（她）们既要指挥学生训练，又要加班为学生备课，补课，彩排和开幕式的那几天，由于时值六月。气温高，表演时间加开会长达两小时，有少数身体素质差的学生昏倒在背景台，老师就顶上去，开幕式那天，我们的老师们基本都充当了演员。

我作为文艺处长，也做了大量的职责范围内应该做的工作，白天坐着政府专门配给的吉普车和总导演一起来回奔波到40多个排练场，帮助现场解决出现的各类矛盾和问题；晚上，或向执委会领导汇报请示工作，或召开各类会议，或研究安排下一段的工作日程，或同服装、道具制作人员商讨改进的办法，使文艺处的工作尽管千头万绪，但从大的方面来讲，还是一环套一环地有序进行，没有出现打乱仗的现象。

二、锻炼了“三支队伍”

《神农风》演出的圆满成功，它再次说明了随州是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的地方，也再次说明了随州人民在为随州争光方面是能够战胜困难顾全大局的，从文化方面来讲，通过这次办节活动，它也为随州文化锻炼了“三支队伍”。

一是锻炼了一支创作队伍。举办大型广场文艺表演我市是第一次，无经验可借鉴，要求突出地方特色，不能照搬移植别人的现成作品，又给创作增加了难度。这对我市创作人员既是一次考验，又是一次学习提高的极好机会，工作需要，迫使我们文学、音乐、表导演和美术编创人员，要去学习历史，学习编舞，学习民间音乐，只有在自己吃透了“随州特色”的基础上，才能通过艺术的手段去表现“随州特色”。我们的编导创作人员后来深有体会地说：“半年《神农风》，胜读三年书”。由于通过《神农风》的编排，使我市编创人员的业务素质普遍得到提高，这为我市今后开展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几年，我市的每年春节电视文艺晚会和各类文艺演赛活动，以及一年一度的神农节庆典活动都成功举办，特别是在随州举办的全省中学生运动会和市二届“农运会”开幕式的文艺表演，都是由《神农风》的分场导演充当总导演，这充分说明了是《神农风》为随州培养提高了一批创作人员和导演骨干。

二是锻炼了一支表演队伍。《神农风》的成功演出，对我市群众文艺素质既是一次大普及，也是一次大提高。毛主席曾经说过：“长征是宣传队，是播种机。”长征播出的是革命的种子，这些革命种子在全国各地生根、开花、结果，最后汇成了一支革命洪流，这支革命队伍历史地完成了中国人的解放事业。我们这次《神农风》也是播种机，播出的是文艺种子，一万多训练有素的群众演员现在分布在全市各个地方和单位，他们就成了那个单位的文艺种子和骨干，后来的大型群众文化活动除前面点的两次运动会和开幕式以外，还有市直职工文艺汇演，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大汇演，97迎香港回归的二千多人的大型歌咏会，哪一场都有《神农风》的种子参与其中，充当骨干。这批骨干将会像滚雪球的发展。他们将逐渐汇成一支文艺洪流，这支文艺洪流，将会一浪高过一浪地在我市掀起文化浪潮，我们深信：这支文艺力量，将会进一步促进我市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兴旺。

三是锻炼了一支文艺领导队伍。这次由100多个单位的300多名各条战线的领导组成的《神农风》组织指挥系统。这些单位的领导，在各单位搞业务、作指示都应用自如，但如何领导文艺兵，他们也有个学习文艺业务，逐步适应的过程，因为各单位的文艺骨干，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理论水平，能歌善舞，也能说会道，他们大多数是服软不服硬的，当文艺领导光靠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领导他们必须以理服人，以心换心，不居高临下，能和他们打成一片，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借助他们争强好胜的心理，进行集体荣誉的教育，组织纪律的教育，才能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服从领导，这时他们就成了一支敢打敢拼，勇于吃苦，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文艺队伍。通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各单位的领导逐步掌握了文艺规律，他们也由不适应领导文艺兵，到基本适应了。这为我市开展群众性的、普及型的文化活动，锻炼了一支管理队伍。最近几年，我市各类演赛活动的成功举办，无疑都有我们各单位经过《神农风》摔打的各位领导的功劳。

三、领导重视，是《神农风》成功的关键

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激励民族精神。1991年9月，市委、市政府决定举办神农节，以此来促进随州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振兴，并向省委写了报告。1992年4月，经过努力，争取国家主席李先念为神农节题写了节名：“中国湖北烈山炎帝神农节”。1992年10月24日省委书记关广富同志指示：“炎帝问题是我省可以开发的一大文化资源，无论对改革开放，经济争上新台阶，还是祖国统一大业，都是十分有益的。”省委批准办节后，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办节的文件，召开了动员大会，成立了专门的班子——随州市执行委员会。市四大家领导对办节确实是非常重视的，《神农风》从创作到排练阶段，市委书记杨宝生、市长李文烈、副书记胡清兰、宣传部长李厚义等领导多次听取文艺处的工作汇报，督促询问工作进程，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如为了解决办节的条件问题，市政府投资3000万元，兴建了四大工程：一是能容纳万余人的黄垅体育场；二是兴建有1400多座席、安有中央空调的随州礼堂；三是兴建有900个软座席的随州剧场；四是兴建有230多床位的档次较高的随州宾馆三号楼。为了解决文艺处的交通问题。首先，由政府拨给了一辆国产北京吉普和购置了一辆中巴车，在后期集中排练和正式演出时，调集了40多辆大客车，用于上下班分场次接送演员。为了使《神农风》演出成功，市政府拨款120多万元，购置了适合广场文化活动用的一套扩音设备和制作服装、道具以及用于其他开支所需经费。特别是市委副书记胡清兰作为这次神农节的秘书长，在行政事务非常繁忙的情况下，她经常抽时间到文艺处听取每一阶段的进展情况汇报，帮助解决了大量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她多次同我们一起到各排练场去检查工作，现场发现什么问题就及时解决什么问题。为了考察我们各项工作落实情况，有时她亲自独个到排练场去检查工作。有一次她发现了一些问题，为了搞我们的“火力侦察”，她叫执委会办公室直接通知到各战线带队负责人和分场导演、教练员开会，我一进会场，看到一二百人已到会，又看到她面带不悦之色，预料可能又是哪个方面或环节出了问题。她看到我来了，就叫我先讲，我说我不知道今天开会要解决什么问题，叫我讲什么呢？她说：“你讲文艺处的工作”好在我天天跑排练场，平时胸中还是有数，就讲文艺处当时工作进展情况，还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需请市委帮助解决什么问题。最后她发现我还不是草包，情况还是清楚的，表情就又阴转晴了。开始我思想上有些想法，后来想领导严格要求是对的，这样可以使我头脑不松弦，任何时候对文艺处的工作都做到了如指掌，以便随时应对来自各方面的“侦察”。胡青兰同志对工作要求得细、要求得急、要求得高，有时工作一时达不到她的要求，她就批评一通，我们还红过两次脸，但看到她那时也是筋疲力尽，又黑又瘦，她为了什么呢？目的不都是办好神农节，为随州争光嘛！最后我也都理解万岁了。

困难，被我们一个个战胜；问题，被我们一个个解决。我们取得的是圆满成功的成绩，更重要的是探索出了组织指挥大型广场文艺表演的经验。

有不少同志从不同侧面写过歌颂《神农风》的文章，但对文艺处的工作，特别是对为这场文艺表演作过贡献的无名英雄们，很少有人提及。97中国湖北烈山炎帝神农节期间，我再次从电视上看到了《神农风》的录像后，一时冲动，我下决心拿起笔来弥补这个空缺，就文艺处的工作，尤其是我经历的事情作了一些追忆，以便作为资料保存下来。由于时间隔得较长，手头又没有详细资料，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不足之处，请文艺处的各位同志再撰文补充。

最近，我有幸得到了市政协编辑出版的《流光碎影》一书，从而调动了我投稿的积极性，特将此稿略加修改整理，望能借《流光碎影》的平台，回顾一下《神农风》的往事，宣传一下为《神农风》做出过贡献的人们。

（作者：艾存富，原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局党组书记、局长。）